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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中共酷虐幸存者的自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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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中共酷虐幸存者的自述

文/文华



荆天(右)参加“中共集权六十年研讨会”,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罪行,呼吁制止迫害。


至2014年7月20日,法轮功在中国大陆遭受迫害已整整15年。作为中国政局的核心问题,越来越多的民众希望更进一步了解法轮功学员到底是怎样的人,他们经历了什么,如今现况如何等。荆天的故事也许能见叶知秋。

荆天,一位温柔文静的女子,因修炼法轮功在中国遭受残酷迫害,1999年因上访无门,与十几位沈阳法轮功学员到天安门拉横幅和平诉求。

在沈阳警察眼里,她的案子几次惊动北京高层,先后被判处10年和13年监禁,不过,最后她却奇迹般地逃了出来。下面是她接受采访的录音节选。


我叫荆天,1970年出生在沈阳。我从小就病病殃殃的,不是头疼,就是身体不舒服,主要是有心脏病,还有神经衰弱、失眠、风湿性关节炎、高血压、贫血、气管炎、腮腺炎等。看别人家小孩活蹦乱跳的,我就不行。大夫说我活不过30,活一天算一天,活在当下,活在今天吧。



错把天书当成了普通气功

我姥爷信佛。1995年一天早上他去锻炼时遇到法轮功炼功点,看到《转法轮》书是佛家的,就带回来给我和妹妹看,还说,看看你们俩谁有缘,谁能先修成。



荆天姥爷给她的天书《转法轮》。图为2009年6000多位法轮功学员在台湾排出《转法轮》图形。


我当时心里起了抵触,什么?比一比?心想若要修炼的话,得先把比一比的心去掉。于是,随手翻了翻,就当成气功书放一边了。妹妹的根基、悟性比我好,当时她看完后就说这是一本天书,她一看就非常激动,告诉母亲不能错过此法门。



那时由于家庭困难,我脑子里想的全是钱,怎样多挣点钱把家里安顿好一点,别的什么都不想。后来家里出事了,先是爸爸心脏病去世了,接下来弟弟被人 诬陷、摊上官司。这些对我打击挺大的,就开始思考人生,觉得人生无常,安排得再好,天命不是像你设计的那样,还得修炼哪。于是我开始到宗教中去找答案,上 庙里或看圣经,像疯了一样到处去找,却又觉得都不是我要找的。



当快绝望的时候,一天发现妹妹很早出门,回来后就变得容光焕发,心想她得了好东西了。这种神秘的感觉吸引着我,于是有一天我也早起,偷偷跟在她后面,结果发现她是去法轮功炼功点参加集体炼功了,于是我也开始学炼法轮功。



没炼几天我身上就开始起包了。以前练过一些烂七八糟气功,又到一些乌烟瘴气的庙里乱拜,就有附体了,炼功后开始往外发,很刺很痒。过几天听说沈阳军区202医院俱乐部礼堂要举办“九天班”。我想这回一定要认认真真炼法轮功了。



那天是1995年11月4日,我领到的座位票是5排22号,我的生日也是5月22日,当时感觉神奇而奇妙。听课时我保持着正襟危坐,很虔诚的状 态。还没听完我就觉得好像是脑袋炸开了一样,有一种醍醐灌顶的感觉。以前我把法轮功按照气功来理解,听李洪志师父讲法时我突然意识到,这是真佛传法度人来 了,这就是我要找的,当时眼泪就哗啦哗啦地流。



后来经过一段时日的学法、炼功,能量一下通透全身,身心一下就轻松了。从那以后,我就再没吃过药、感觉不舒服了。原来家里窗台上、沙发背上、抽屉里都是药,修炼以后这些药全都丢掉了,后来我妈妈也修炼了。



1998年5月沈阳法轮功学员在集体炼功。


头掉了身子还在打坐

以前曾想修炼界都需经过考验,唐僧取经81难,基督教被迫害300年。当时我就想,这么大的法,将来肯定有更大的考验,我记得师父讲法中说过,那个觉者为了保卫宇宙真理可以牺牲自己的生命,你们能做到吗?当时我在心里说:能。



1999年4月25日早晨,我如常地去炼功,发现辅导员都不见了,后来得知因为天津抓了法轮功学员,辅导员去北京要人了。我们一听急了,也马上出发前往北京,到北京已是25日下午了。那天人很多,我站队伍里看不到头。北京官方说有1万人,我感觉远远不止1万。



虽我不是负责人,只是炼功点的普通辅导员,轮值时背着横幅、展板到炼功点看场和辅导新学员动作。但“4.25”回来,我们家就成了公安的监控重 点。我们的炼功点每天约有100多人。不过派出所说经他们的统计,炼功点有600多人,因为我们没有花名册,但是今天你来、明天他走的,这样的话可能就有 600多人。



7月20日那天,我也被抓到沈阳市于洪区分局。由于此前我在明慧网向全世界曝光了中共恶行,当警察发现我只是一个穿着红色连衣裙的小姑娘,他们很惊讶。



面对洗脑,我告诉他们法轮功能祛病健身和提升精神境界,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的事。最后我说:“你们如果想对我们师父如何,我们作为弟子肯定不 会坐视不管的,我们一定要去上面说道说道的;如果你们想对我们大法学员怎样,我也告诉你,我们真修弟子个个都是头掉了身子还在打坐的。”他们听了觉得既震 惊又佩服,互相说:“你看看人家这弟子,还没见过师父呢就这样了!你行吗?”后来就放我回家了。



7月20日那天,我们沈阳市的主要联系人都被抓了,我们去省委要人,我们也被抓了。做笔录的警察说,你们已经被定为非法组织了。我说谁定的,谁就是坏人。他说江泽民定的,我说那江泽民就是坏人,他略微沉吟了一下,就把这些都记录下来了。24小时后,他们把我放了。



随后警察几乎天天上我们家,有时把我拉到派出所,我告诉他们,法轮功使我们道德提升,看淡名利,我们家捐给国家万元图书,那是1999年1月份的事,《沈阳日报》也刊登在头版。他们都知道我们是好人,但是警察说:“这是上支下派,上面压下来了,不得不公事公办。”



我说:“我这个心脏病是有多少钱都治不好的,可是炼了功就好了,古人讲‘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受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啊,我们师父不来我们这, 若来我们这,我都愿意睡马路,把我们家房子让给师父。”他们说什么师父敛财?我说:“我是辅导员,我没跟任何一个学员收过一分钱,我也没向哪个人交过什么 钱,敛财这钱从何而来?”



他们想让我把大法书交出来,我说:“这是我自己花钱买的,我的私人财产,为什么要交给你们?而且这书救了我的命,这一字值千金的书你们谁也不能动。”



北京上访无门 天安门展横幅

警察经常半夜来我家敲门,我因此而不能正常工作生活。10月10几日,我去了北京上访,妈和妹妹18日也去。但她们还没进信访办就被截住了,被送 往龙山教养院。因为妹妹在劳教所炼功,他们就用电棍电妹妹,还强制母亲在旁边听着他们查数。后来他们还把电棍塞到妈妈的嘴里,妈妈整个嘴都肿起来,饭都吃 不了,索性绝食了。



妈妈和妹妹被抓后,我不知道该做什么,就找同修交流。当时我住在北京郊区的一个四合院,是2008年奥运那时被迫害致死的于宙和许娜夫妻俩帮忙联系的,里面有全国各地来的弟子60多人。



当时大家的看法不一致,有的说不用管外界如何对待我们,我们就在家学法、炼功、修心性,纯净自己;有的主张既然来了就要证实法,我跟他们交流,大法在受难,大法弟子被抓、被打死,师父被通缉,做为弟子,我们就该出去讲真相。



就在大家争论的时候,北京大学的博士生张翎翊来了。他说他思考了很久,最后决定要去天安门打横幅,他说这横幅不是标语,而是标志,说明我们是什么人来干什么。他一说,我第一个赞成,我说我去配合你。然后有10几个沈阳同修跟着表态要配合去做。



10月25日那天约早上8、9时,我跟张翎翊和14、15个沈阳同修来到天安门广场,我选择在纪念碑和旗杆之间,面向天安门,我们配合着一下就把 横幅打开了,上面写着“法轮大法弟子和平请愿”。我站在中间,感觉广场上一切都停下来了,仿佛宇宙都静止了。我们没喊口号,就这样静静地举着横幅。大概不 到1分钟,四周的警察和便衣蜂拥而至,因为他们早就准备好了。



图为2001年一名女法轮功学员在天安门广场和平请愿,诉说法轮大法好。早于1999年10月25日,荆天和10多位沈阳法轮功学员曾到天安门打横幅讲真相。


我们被拖上警车,关在笼子里。后来才知道,那天正是江泽民对《费加罗报》记者污衊法轮功是X教的日子,并表示人大常委会正准备表决防范和严厉打击“邪教”的法律提案等。



多年后还有警察津津乐道这件事,他们说早就知道我们要去打横幅,我身边已经被他们安排了特务,我的一举一动他们都知道。他说你没发现那天戒严了吗?做笔录时,警察反覆问我们是怎么进天安门广场,他们很惊讶,他们布置得那么严密,我们还是走进来了。



劳教所的酷刑与“春风化雨”谎言

我被抓后,就拿出准备好的身分证给天安门分局警察看,但北京东城看守所的警察不把我送回沈阳,而是送到了河北省第一劳教所,也叫唐山开平劳教所,进劳教所后他们就给我体检、抽血。直到半年后我的家人才找到我。



在唐山劳教所,我经历了地狱般的折磨,遭到殴打、吊篮球架、拳头打脸、打胸、用脚踢下身等,我被打得两眼直冒金星。如果炼功,就被吊在树上,一吊就是一天,冬天不让穿棉袄,单衣服就这样吊在树上,跟电影《为奴十二年》奴隶主折磨奴隶一样。



我多次绝食抗议这些不人道的迫害,他们就强行灌食,至少三个打手压在身上,然后用勺子撑开喉咙往里灌,让人胀得很难受,坐不得,躺不得,据说这是 一个曾经做过兽医的警察王平发明的灌食方法。为了让我放弃绝食,还在夏天把我放到砖窑烤,动不动就拉着我的头发在地上拖着走。在那里我有几位曾经朝夕与共 的同修被折磨致死了。



当时也没想到我能活着出来。每天就是绝食、炼功,他们打我时,我都还在背法。记得有个打手打人最狠,一天她劈头盖脸朝我打过来,打得我两眼直冒金 星,但我并不觉得痛,结果那打手打了两下就捂着手跑了,她说我的骨头太硬,其实我那时因为总是绝食,体重才80斤,身高也就1.5米。



我经历的酷刑是最轻的,我曾经亲眼看到他们在我面前疯狂的用棍棒往同修的头上、脸上打,一个房间10来个同修被打得鼻青脸肿,眼睛眯成一条缝,一 个月里脸皮下都是紫黑色的淤血,他们故意制造恐怖气氛以此威胁不转化的人,以前他们电人都是在背地里,暗的不行就来明的。有的同修被送到安康医院打电针、 打破坏中枢神经的药物迫害。如果不是因为同修亲口告诉我,我都难以想像还会发生这样令人发指的事。



每当有外面的人来参观或检查,他们就把我们藏在地下防空洞里。我们都是被隔离的,不但与外界隔离,同修之间也被隔离,所以我能看到的也只是冰山一角。



劳教一年期满后也不放我,我绝食抗议,直至2000年12月24日我才被释放。出来后,我将我的经历投稿明慧网,藉此让外界知道,在什么文明教育、“春风化雨”的背后,全是谎言和酷刑,比电影还要残酷。



马三家劳教所响起了喇叭

出来后我继续讲真相,我们在沈阳市各个公园里、各个劳教所外挂喇叭,对劳教所播放师父的新经文,想给里面的同修听。对公园播放的是法轮功如何利国 利民、洪传全世界100多个国家,同时也揭露中共对法轮功的欺世谎言与掩盖起来的迫害真相。我们把喇叭高高地挂在树上,设为自动定时播放,人要走开一段时 间后它才自动响起来,然后循环播放,直到电池用完。



记得对马三家劳教所播放的时候,把那些警察吓个正着。有个同修的家属在马三家当警察,她说,值班警察当时就吓坏了,听到喇叭里讲的真相,还以为法 轮功平反了,他们要被惩罚了,嘴里一个劲儿的叨咕:“没我事,没我事,不是我干的。”这事也惊动了公安部。全都很惊慌,乱了营一样,喇叭也没人敢上去摘。



2001年5月14日晚,我和母亲被抓进位于苏家屯的沈阳市看守所,后来秘密判处我10年徒刑。



那年马三家教养院有100多名同修绝食反迫害,国际上也在声援。后来听说60多岁的母亲被判三年劳教,再次投入龙山教养院,我心里非常难过,担心她无法活着出来,自然就吃不下饭了。我绝食三天后,被看守所送到了辽宁省监狱管理局医院。



医院不肯收,因为刚送走一批马三家绝食的学员,他们发现法轮功很超常,觉得这事不简单,不能等闲视之,想给自己留条后路。但在看守所队长徐艳跟医院书记兼主任软磨硬泡了半小时后将我收下,护士一量我的血压和脉搏都没有了,赶紧抢救。



我住院期间,他们宣布把我判了10年徒刑,这件事当时上了报纸和电视。后来从警察口中得知:那次被绑架的大法学员有20多人,都被非法判刑,最轻 的七年,听说还有无期的。这跟当时在辽宁为了捞取政治资本紧跟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的薄熙来有关系,判的很重啊,只要是判刑的,最低都是三年。



由于国际社会的声援,一个多月后,他们把绝食的学员都放了,我也被放了。释放的消息在看守所引发轰动,管教们都奔走相告,他们都觉得很震惊,判10年还能放啊?是不是要平反了啊?但后来学员再绝食,他们就不放了。



回家后,我便开始流离失所了,直到第三次被抓,再也没回过家。



一家四口都被抓了

1999年迫害后,妈妈、我、还有妹妹都被抓了,家里只剩了一个不修炼的弟弟荆渔。那段时间弟弟很苦,每天天未亮给人送牛奶,白天给人送矿泉水, 省下钱,抽时间去看望分别关在不同地方的家人。弟弟后来也开始思考,连母亲和姐姐这样善良、正直、守本分的好人都被抓去坐牢,这社会到底怎么了?



荆家母女三人的合影,左起:荆天、陈军和荆采;右图是仍被中共关押的弟弟荆渔。


这期间,其他法轮功学员都来帮助弟弟使他有机会和法轮功学员接触,对大法有了更多的了解,并与其他学员一起去发真相资料,希望早日救出妈妈和姐姐。



2001年10月1日,警察去我家抓妹妹,没找到妹妹,就把我弟弟给抓进了黄海派出所。弟弟被严刑拷打两天两宿,逼问他我妹妹的下落和传单的来 源,弟弟死活不说,最后被拘留15天关进方家栏看守所,放出来时,医院检查发现弟弟的肋骨被打断了两根,骨头插入肺部,引起了肺囊肿,伤及肺部,整日不停 的咳嗽。



周围的人都流泪了

我被保外就医后,我们姐弟三人一起流离失所。2002年3月7日,弟弟和一个同修去买做资料的耗材时被举报,第二天在出租房被抓。警察把我和妹妹 用手铐铐在一起,还拿一个毛巾把铐子挡上。下楼后我们就把毛巾弄掉,我俩就在院子里喊“法轮大法好,不要听信中共的一言堂宣传,天安门自焚是假的”,想起 什么喊什么。



院外是个市场,很多老百姓围了上来。人们都感觉很震撼,一个老大爷站出来挡住警车门说:“你们干什么要抓人?”但最后几个穷凶极恶的警察推开挡住车门的人,把我们塞进了汽车,旁边有的人哭了,含着眼泪看着我们。



警察把我们带到一个三层楼的地方,互相拍肩握手庆功,还兴奋地说逮了两条大鱼。后来没有经过司法程序,将我判13年监禁。但当时他们骗我说要把我 和妹妹送上刑场。就见警察排成队,一边两个警察押着,严阵以待。一个警察对我说,“我最后再问你一句,还炼不炼?”我平静的毫不犹豫地说:“炼!”。



他们全不吱声了,沉默了很久。在车上他们也不说话,车开出很长一段路了,司机回过头来说:“我怎么觉得我们像坏人,她们像好人?”车停了,又回到看守所,管教都认识我,“哎呀,你怎么又回来了?上回你怎么出去的?”



抗议被判13年徒刑 绝食差点没命

这次被抓,我就开始绝食抗议,两天后被送到安康医院。安康医院的院长谢晓宾等人就对我灌食。他们一上来就用很粗的胶皮管,插进去再抽出来,全都是血,然后全身都是麻的……。



中共野蛮灌食折磨法轮功学员,有的学员被折磨致死了。(“真善忍”美展图片)


灌我的时候给我妹妹看,灌我妹妹时给我看。一次灌我妹妹时,他们一下就插到气管里了,妹妹当时就翻白眼了,赶紧拔出来,妹妹才活过来。那次以后妹妹就哭,肉体和精神都快崩溃了。



在看守所,妹妹被折磨得肺积水,我被迫害得出现肺结核,投监时体检都不合格,沈阳大北监狱拒收。但看守所不死心,把我们临时放到监狱对面的辽宁省监狱管理局医院,想再做个身体健康的假证明再投一次。



一想到一旦被关进监狱,我就无法再给更多的人讲法轮功真相,心里很着急,觉得监狱不是我应该待的地方,我就又开始绝食抗议非法判刑。



绝食第一天,我就一夜白头,头发全白了。当时监狱医院里的管教医护都震惊了,都去看我,有的很同情。开始绝食时我倒没什么感受,后来就开始吐血、吐胆汁,然后是心脏早搏、心衰、肾衰。当时身体受到很大的损伤。



绝食13天就病危了,管教上报,但回覆说省“610”不批保外就医,我就一直绝食。那时候我下定决心,死也不屈服。就这样绝食了40多天,整个人都不行了,快没命了。



好人不该这样被害死

后来我又转念一想,我不能死,我死了,好人伤心,坏人高兴,不能证实“好人会有好报”这个天理。我要活着,但我也不能妥协,我要坚持到底。我动这一念后,马上看到眼前有金星像流星雨一样哗啦哗啦往下落。



到我绝食快50天的时候。一天我在床上坐着,我就说,“师父啊,我要回家,师父啊,我要回家看《转法轮》,师父啊,下礼拜我就要回家。”



哪知第二周妹妹真的就出事了,血压也没了,脉搏也没了。赶紧抢救,医生警察们紧张的满院乱跑,终于抢救过来了。但医生对看守所说了,这是最后一次了,她要是再死了,我们就抢救不回来了。她姐姐和她是同时绝食的,你们还是把她们接回去吧。



看守所也不想往回收,怕我们死在他们那里,也不想担这个责任,请示省“610”,省“610”没了办法,最后他们只好让我们回家。当时妈妈已经被保外就医,被释放了。



回家后一炼功,我的身体马上就恢复了,就因为这个缘故,有人因此而得法,也开始学炼法轮功了。



回家第三天,“610”又打电话给派出所,要我回去服刑。后来派出所的片警告诉省“610”说,好好一个人到你们那,救护车给送回来的,再回去不 还是绝食吗?再闹出乱子,我也不管了,也别再找我了。“610”一听也就不再提收监这碴了,但要求派出所随时盯着我,于是我们家外面随时都有人监控。



这次出来后,我一边上班,一边讲真相。后来我和法轮功学员陈松结婚了。他也是遭了很多罪。他以前是做房地产生意的,他一共被劳教了两次。



第二次被抓后,他被打得很厉害,浑身都是血,其他警察看了都吃了一惊。在劳教所里,为了让他转化,他们把劳教所的电棍全部收集起来,20多个电棍轮流充电,六把同时电,但他就是不屈服,警察看了都很佩服。



起初我没有出国的念头,直到沈阳的法轮功学员李伟勋被营救到美国,她一直惦记着我,希望我能出国来讲真相揭露迫害。后来在同修帮助下,我们逃到了泰国,在泰国申请到联合国难民身分,三年后也就是2009年5月13日,我们来到了加拿大温哥华。


 


2009年7月19日,刚被营救出来两个月的沈阳法轮功学员荆采(左二)和荆天(左三)、陈松(右一)在反迫害集会中讲述自己在中国受迫害的亲身经历。


2009年7月15日陈松(左一)、荆天(左二)和荆采(左三)在中领馆前打横幅和静坐(右图),呼吁制止迫害法轮功。


我目前在新唐人做义工,有时也跟政府、议员讲真相,平时就在温哥华景点揭露迫害,每天都很忙碌,总觉得时间不够用。



我们现在虽然自由了,但我们的家人、朋友、还有千千万万的法轮功学员依旧在遭受迫害,我最大的心愿就是让世上每个人都能有机会了解法轮功,共同制止迫害,人人都能有个美好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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