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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匡胤的《誓碑》与毛泽东的A、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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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匡胤的《誓碑》与毛泽东的A、B、C

    五代十国后期,由于后周政权的崛起,分裂、混乱了半个世纪的中国又开始出现逐步走向统一的局面。这个局面的开创者柴荣,是一个很有作为的强人,他大力革除 唐末以来五十年间社会上普遍存在的种种弊端,严明治军、慎施刑赏、兴修黄河水利、对人民薄取税赋,使得他所代表的、新生的后周政权实力大增。可惜的是,正 当柴荣亲自率领后周大军东征西战,顺利进行统一战争的时候,他却突然得了重病,不久便去世了。临死之前,柴荣也像《三国演义》里刘备托孤于诸葛亮的故事一 样,将自己年仅七岁的儿子柴宗训立为嗣君,托付给平时最受他器重的亲信大臣赵匡胤,叫赵匡胤看在以往君臣知遇的情份上,以后好好地辅佐幼主。
    赵匡胤当时官居“殿前都检点”,即是皇家禁卫军统帅,是个军权在握的实力人物。他没有像当年诸葛亮那样一旦受命即“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而是借此打起了 自家的算盘。公元960年,也就是柴荣死后第二年,赵匡胤乘着统兵于外的机会,在陈桥驿突然发动兵变,抛开柴宗训,让部下给他披上黄袍,自己当起了皇帝。 在柴荣千辛万苦打下的实力基础上,建立起他的赵宋王朝。
    在中国的历史上,凡是采取暴力或其他不光彩手段谋取帝位、高位的人,登台以后一定要狠下杀手,要把被推翻、取代的前政权人物赶尽杀绝,然后再把扶他上马的 那些人赶尽杀绝,同时为自己制造出很多必须杀人的理由。从汉高祖屠杀功臣,到朱元璋“火焚庆功楼”,莫不如此。然而,赵匡胤在“黄袍加身”之后却没有这样 做,他用的是优礼柴氏家族、优礼前朝旧臣、优礼功臣们的仁慈办法。
    当上皇帝以后,赵匡胤一直很自谦,允许大臣们称其为“赵官家”而不是山呼“万岁”、言必称“圣上”。登基第三年(962年),赵匡胤命人密镌一碑,高七、八尺,阔四尺余,谓之誓碑,立于太庙。上刻誓词三行:
    一、“柴氏子孙有罪不得加刑,纵犯谋逆,止于狱中赐尽,不得市曹行戮,亦不得连坐支属”。
    二、“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
    三、“子孙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
  “柴 氏子孙”即柴荣的子孙。誓约的第一条即是对前朝皇室子孙的特殊优待,除了谋反其他任何罪行均赦免,即使谋反也只能在狱中赐死,且不能连累亲属。誓约的第二 条即是对士大夫和大臣的尊重、优礼,特别强调了重视言路,不得杀戮上书言事之人。誓约的第三条是告诫自己的后代:违反这个誓约,上天必然降罪与你、灭掉 你!
    赵匡胤对手下的悍将们不甚放心,害怕他们手握兵权,说不定什么时候也会效仿他的行为来个依样画葫芦。但是,他没有像刘邦那样滥杀功臣如草芥,而是精心编排 了一场“杯酒释兵权”的轻喜剧。他婉约地向臣下表达了这样一个思想:“人生驹过隙尔,不如多积金、市田宅以遗子孙,歌儿舞女以终天年。君臣之间无所猜嫌, 不亦善乎?”(见《宋史·列传九》)明明白白给大家指出了一条别无他图、唯贪富贵的路子。功臣们听了此言,主动交出了兵权。有宋一朝,“鞭朴不上公厅,刑 罚不加大夫”,几百年君臣和睦,相为恭敬。

    所谓“逆取顺守”者,赵匡胤可谓榜样也!
 
 

    这很容易叫人从反比的角度想起毛泽东。想起王实味之死以及“延安整风”中被处决的投身革命的知识分子,想起“土改运动”对所谓地主的杀戮,想起“镇反运 动”中那几十万冤魂,想起“反右斗争”中百万文化人的涂炭,还有针对党内高层的“庐山斗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那些被活活打死的部长们,被整死的 国家元首和元帅们,乃至公开处决、枪杀的女共产党人张志新……
    古代圣贤恩遇禽兽、泽及枯骨,毛泽东不仅绝不放过活人,连死了的人都照样“批判”、“斗争”,乃至挖坟掘墓、斩棺挫骨。400年前的海瑞、800年前的岳飞,2500年前的孔子都未能“幸免于难”。
    本来,“无产阶级革命家”应该比“反动的封建统治者”觉悟更高,比赵匡胤做的更好,更宽容、更人道、更仁慈一些。可是毛泽东却正好相反,他前面学习的是俄 国老鬼子、超级屠夫斯大林“绝不放过你”的那一套,用的是肉体上消灭、精神上摧毁、名义上搞臭的手段,后面却效仿秦始皇,要么不动刀子,要动刀子就一定要 杀个痛快,叫做“完全解决”和“彻底革命”。
    这,只能是中华民族的憾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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