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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三年大饥荒” 女生挑逗炊事员求揩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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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波罗新闻网 2014-09-23 讯】

作者: 朱普乐

炊事员老赵,家住晏公茶冲,单眼失明,大舌头,其貌不扬,却好色,喜欢与女生搭讪,间或趁机在人家身上摸摸捏捏,揩点油。少数女生便利用这一点,主动与他 搭讪,甚至挑逗,以获取他的欢心,进而得到两个馒头,几片锅巴,或者一碗剩饭。有一度,我也常常去伙房。我不敢偷,更无姿色可弄,我是趁某个特定时刻,刮 取饭桶里残汁。得逞了几次以后,就不行了。饭桶越来越干净,炊事员也不准别人刮了。

1958年,我16岁,在安徽省泾县黄田师范读书。学校也是“大跃进”产物,座落在距县城70华里的黄田村;利用培风中学旧址。培风中学是1921年黄田 朱姓联合创办的,1950年停办。抗日战争时期,沦陷区许多青年涌来读书,很是兴旺。黄田村是个很大的村子,一色的清代建筑,厅堂楼舍,黛瓦粉墙,黑压压 一片,气势不凡;历史上文风甚兴,出过不少名人。
开学之初还是能吃饱的。不久,我们的粮食供应由每月30斤减至24斤。居民户口也由每月25斤半减至21斤。其中还要搭配一些霉烂的泥豆、山芋干或者萝卜 青菜。最可怕的是社会上凡是能吃的副食品都不见了,什么都买不到。正是长身体的时候,消耗量大,一餐不饱餐餐饥,惶惶不可终日。一些胆子大的学生便三三两 两游弋于食堂前后,见到什么偷什么,诸如锅巴、馒头、山芋,乃至咸菜。也有女同学参与其中。她们多半不是偷,而是讨好炊事员,乞求讨要。有个炊事员老赵, 家住晏公茶冲,单眼失明,大舌头,其貌不扬,却好色,喜欢与女生搭讪,间或趁机在人家身上摸摸捏捏,揩点油。少数女生便利用这一点,主动与他搭讪,甚至挑 逗,以获取他的欢心,进而得到两个馒头,几片锅巴,或者一碗剩饭。有一度,我也常常去伙房。我不敢偷,更无姿色可弄,我是趁某个特定时刻,刮取饭桶里残 汁。得逞了几次以后,就不行了。饭桶越来越干净,炊事员也不准别人刮了。
因为长年饥饿,许多同学都消瘦、浮肿起来,甚至患上肝炎。女同学则大都不来月经了。然而我们毕竟没有断过炊,吊着一口气,活了过来。而附近黄田大队的农民们就更加可怜了。
当时的黄田大队叫黄田营,含屏山、唐村和黄田村。书记是孙须伦。颜生富先当民兵营长,后来当大队长。那时候,黄田的“五风”(浮夸风、共产风、强迫命令 风、干部特殊化风、生产瞎指挥风)十分厉害。干部打人骂人是家常便饭;动辄批判斗争,罚跪,綑绑,甩“耳光”,甚至指使一伙人拳打脚踢。如同行刑一样惨 烈,如同一座监狱。最可怕的是不给饭吃。当权者发起“飊劲”来,常常将老百姓捧在手上的那点已经少得可怜的粥粥水水夺过去砸掉。颜生富这个人性情尤其暴 烈,残酷得很,经常砸人饭碗。
老百姓闹饥荒,干部们却吃喝不愁。食堂里用稻子轧了米,晚上悄悄地挑到孙须伦家里,也经常送饭送大馍去。凯中先生亲眼见过。知情人谁都不说,说了就要倒 霉。孙须伦是全省农业劳动模范,在县里都有名气,权力很大。有个被开除回乡(后来也平反了)的小学教师朱永昶,在大队赶毛驴。他精明,能混,会“忽悠”。 居然从孙须伦儿子手上混到一百多斤饭票,到食堂去买饭被发觉,捣通了,弄得孙须伦很尴尬。
大饥荒的日子里,黄田村不准农户家冒烟,一律吃公共食堂。说是人民公社“一大而公”的优越性。食堂办在“思永堂”。取名“七一食堂”,全村唯一一个,俗称 “千人食堂”。确实有过“吃饭不要钱”的日子,而且一天吃五、六餐。但时间很短,前后不到一个月,就缺粮了。不是没有粮食,而是一级一级地把粮食掌控起来 了,越到上面掌控得越多,存心不给老百姓吃。大队是最低一级,已经掌控不多。最少的日子,平均每天每人只有六钱,就是30克;完全被干部们占有,食堂就不 开伙了。可怜老百姓还存有一线指望,一次一次地拿了碗去打粥,又总是一次一次地扑空,一天一天地失望。而村里干部们(包括食堂工作人员)却在晚上悄悄地煮 饭吃,还炸油饼,炸狮子头。有时候还有牛肉。
许多老百姓,就这样一个一个地活活饿死了。
“大跃进”当中,母亲被抓进劳改队了,家中还有外婆和妹妹。外婆七十多岁了,经不起折腾,经不住饥饿,第二年就去世了。外婆的后事是我料理的。按照村子里 当时死人的规矩,我找大队干部批了个条子,到管事人那里称了四斤大米,熬了一锅粥。村里派来五、六个农民,把一锅粥喝完以后(没有一根菜),七手八脚地将 外婆入了殓。棺木是多少年之前准备好的。葬在哪个山上已经记不清了。没有立碑,也无法立碑。入葬时寒风习习,周遭一片冷冷清清凄凄惨惨,一片落寞寂静。对 于死亡,人们见得太多了,习惯了,无所谓。人们并不觉得死了有什么不好,反倒觉得是一种解脱。我心里很难过,泪水在眼里打滚,就是没有哭。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嚎啕不出来。
外婆去世以后,妹妹一个人住在下黄田外婆的房子里。一天,我去看她时,她已经冰冷了,穿着棉衣棉裤,躺在床上;嘴里还有蛔虫在蠕动。我找来同班同学翟培 锡,帮忙料理后事。没有棺材,我们找来一个废弃的猪食盆(早就无人养猪了)。盆很大,一米多长。妹妹早已瘦得脱了形,又小又矮,正好装进去。撬了一块地 板,合在上面绑定。两个人抬到山上,挖坑入葬了。
我写了一张“明信片”给母亲,告诉她外婆去世了。没有提及妹妹。我不忍心对她说。
1960年春,或许是1959年秋,母亲回到黄田。她病了,下肢浮肿。是劳改茶场的领导叫她回来的,还说“你可以不要来了”。一进黄田村,遇上颜生富。颜 劈头就骂:“你个婊子儿怎么跑回来了?”母亲诉以原委,颜咆哮一声:“滚!”及至回家一看,母亲呆了:怎么一粒粮食都不发呢?(黄田村已经三个月不见一粒 米,有的人家已经死绝户了)劳改队还有八两米一天呐!为了这个八两米,第三天,母亲又担起被子赶回劳改茶场去了。还寄给我一张“明信片”,说:到了,放 心。
后来,母亲杳无音信。我曾经去过一封信查询,没有回音,也没有退信。估计是不在人世了,却一直没有任何组织通知我。
后来,我收到泾县人民法院一纸公函,大意是说我母亲“只是说过一些错话”,构不成犯罪。根据什么什么文件精神,撤销本院1958年某某字某某号判决。一起冤案,一条人命,就这么轻轻悄悄打发了。
此刻,已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毛泽东死了好几年了。
我家住在上黄田,是个生产队,总共二三十户人家。“三年大饥荒”中,最早死去的是三先生朱晓初,一个落魄文人,平常生活都要别人接济,现在大家自身难保了,他无法生存,早早饿死。听人说,三先生停尸的床上,破棉絮揪成一团团——落床以后,他就是用这些破棉絮充饥的。
汪兴木、汪兴田是亲兄弟,还有个姐姐汪兰英。兰英的丈夫周招南是个木匠,手艺精细,性情古板,日子过得“板板直直”。汪兴木是个规矩老实的种田人,以他们 的勤劳节俭,本本份份地劳动,应当过得比较好的。无奈遭遇“大跃进”和“三年大饥荒”这样的祸害,吃尽苦头。五个子女中饿死两个,一个叫竹林,一个叫三六 子。汪兴田就更惨了:他早年参加过国军。我见过他一张着军装的照片,年轻英俊,周正帅气。“解放”后在家务农。上世纪五十年代被抓进劳改队,再也没回来。 他有三个女儿,除大女儿素琴过继给周招南为女以外,其余两个(国琴与和平)都在“三年大饥荒”中饿死了;妻子朱瑞英也跳“冲水宕”自尽了。他们还有个堂兄 (弟)汪南生,也是个老实巴交的农民。“农业合作化”刚刚开始的时候,上黄田的互助组就是他领头的。出工收工总是扛着一面红旗,旗上写:汪南生互助组。我 记得非常清楚。后来,他当了生产队长。他的儿子汪大益告诉我:“三年大饥荒”中,有一次上面来人检查工作,干部们把村里一批浮肿病人转移掩藏到刘村去了, 他爸也在内。刘村位于黄子山脚下,离黄田十多里,全是上山路,村子很小,很偏僻。他们把病人藏匿在这里,当然是为了掩盖真相,以表现“一派大好形势”。汪 南生再也没回来,饿死在那里了。时至今日,汪大益七十四岁,说起这件事,他无比悲愤。前些日子,北京大学一位教授来访问他,他说得最多的就是“大跃进”饿 死人的事情。切肤之痛是永远忘记不了的。
陈承春,陈承益,陈承跃是兄弟仨。老大陈承春身材高大,膀粗腰圆,跺跺实实,据说能与水牯牛比力气。一只手残痼,却不妨碍他干活,三百多斤的大杉木扛在肩 上,踮踮地一路小跑,不费力似的。小时候我们喊他春老爹,觉得他了不起。因此饭量也大。“三年大饥荒”中,陈承春饿急了,偷来一头牛杀了,被逮到榔桥公 社,一共三个人,捆绑在柱子上,凯中先生亲眼看见。当天夜里,陈承春就被折磨死了。那个年代,在“阶段斗争”大旗下,那些称霸一方、为所欲为的基层干部和 官员们,都握有对老百姓的处置权,乃至生杀大权,老百姓的命只能如同鸡犬一样。不久,陈承春的老伴也饿死了,有个儿子陈根保,比我大几岁,个子也魁梧,也 有力气。后来到外地(好像是球桂)招亲去了。老二陈承益,有个女儿嫁在邻近的旌德县农村,饿得没办法,想去女儿家弄点吃的,结果倒在一条小路上,死了。老 三陈承跃和他的妻子也饿死了。
成德胜,住在“聚星堂”,也属于上黄田生产队。汪大益说他们曾经一起出工劳动。成德胜的母亲有精神病,家境很穷,几乎没见他穿过一件不破的衣衫。倒是很机 伶的人,一双眼睛黑溜溜地传神。上学的时候能跑,能跳,会踢球。“三年大饥荒”,他和他的父母一家五口,只留下一个姐姐,其他人都饿死了。
村子里满门遭灭的人家不少。我的同学朱世萼,住在“家庙”坦上,距上黄田不远。他的父亲绰号“小眼睛”,一直开小店,不胜农事。他家五口人都饿死了。他和弟弟一同饿死在空牛栏里。人们发现的时候,死者眼睛都被老鼠扒掉了。“三年大饥荒”,老鼠也饿狠了。
据不完全统计,“大跃进”所造成的“三年大饥荒”期间,上黄田饿死的老百姓至少有二十多人。他们是:朱晓初(三先生)、朱锡锷、汪南生、吴少丙、胡娣姑、 朱安英、陶奶奶、朱大庆、俞德祧、汪竹林、三六子、陈承春夫妻俩、陈承益、陈承跃夫妻俩、汪海水的母亲、汪兴田、朱瑞英和他们的两个女儿国琴与和平、成德 胜一家四口……
希望有一天,能在上黄田建块碑。把这些人的名字刻在上面;再刻上公元纪年:1958—1961
1960年,因为师资匮乏,我们全班离开黄田,寄读于宣城师范。开学不久即奉命去宣城县团山公社搞“监打监收”,住在村子里。夜间,附近农家哭声四起,接 连不断,呼天号地,悲伤至极。刚要入睡,周边又哭起来。以至于几乎一夜未睡,许多同学都是这样。我感到一种莫名的惧怕。第二天一打听,都是家里死了人。
所谓“监打监收”,就是要我们到田间去,监视(当然也参与)农民收割稻子。打下稻谷以后,由我们装进袋里,由我们过秤记帐,由我们把这些稻子送往大队部专 人收管。粒粒稻谷不得经过农民手。据说是防止他们转移稻谷,瞒产私分。农民们只有播种、管理和割稻的义务,却没有收获稻谷的权利。一个个饥肠辘辘,却要任 别人将到手的粮食夺过去,还不能有半句怨言。当然,我们也不能吭声,不能说一句同情农民的话,否则就是思想有问题,就要遭批判。
官方号召我们开展“小秋收”运动。就是到处去找吃的、可以充饥的东西。譬如芭蕨根,茅草根,箬叶籽,苦卖菜、剌苋菜,米皮糠,棉花籽,槐树叶,又老又粗的 山芋藤……其实农民们早就吃这些东西了。他们甚至吃“观音土”。“观音土”是一种泥巴,绵绵的,糍糍的,比一般泥土好入口。传说是观音菩萨点化而成,于饥 荒年间救命于百姓的东西。这东西根本消化不了,只是在肚肠里过一遍。如果多吃,就排不出大便,会涨痛致死。
卧床不起者扯棉絮充饥,也是常有的事情。
更有甚者:吃人。一是人死入土以后,被人挖开来,割其肉(其实巳经没有肉了)而食。二是将活人弄死,食其肉。黄田小学朱寿根老师,打成“右派”以后死了。 他女儿七、八岁,去唐村外婆家,路上被人弄去煮吃了。我一位亲戚的妹妹,八、九岁,也被一男子哄至家中煮吃了。苏红乡桃岭村一女人,挖了点葛根在塘边洗, 村里一小孩在旁边观望。女人说:“晚上到我家去,给你葛吃。”小孩晚上去了,女人就把小孩煮吃了。后来,这个女人无人敢娶,说她是吃过人的人。
爱民乡一中学生,翻杨尖岭去桃东中学上学,一农民藏于岭头,趁其不备用锄头打死,搞回家煮吃了。为此,这个农民被逮捕判刑。但不久即放了出来。官方说“事 出有因”,谅解他了。也是,如若不是饿急了,会吃人吗?这是我的朋友葛兆铣告诉我的。“三年大饥荒”期间,葛先生是泾县县委办公室秘书,经常跟随县领导下 乡检查工作。有一次,县委书记韩九如到榔桥、汀溪、爱民视察一圈之后,发现乡间人吃人的情况。韩书记心情沉重,反复掂量,决定立即给芜湖地委打报告,要求 批拨粮食。由时任县委书记处书记、兼办公室主任曹中山亲自起草。当时的芜湖地委第一书记耿万青,是个很厉害的领导,号称曾希圣(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的“五 虎上将”之一。他将韩九如喊去大骂一顿。说:“老韩,你长了几个脑袋?在报告上写人吃人?”叫他立刻回县,把报告底稿等等付之一炬,“否则后患无穷”。同 时拨给原粮50万斤。韩九如虽然被骂得狗血喷头,但因为得到50万斤稻子,非常高兴。立即召集全县十个大公社头头开会,每个公社分了几万斤粮食。
上世纪七十年代,韩九如在淮北肖县任书记,我随同杨德柱先生因公去过一次,他很客气地接待了我们,口口声声“有罪”,“对不起二十几万泾县人民。”
葛先生说:当时县委八部电话与十个大公社通讯联系,每天都汇总情况。开始的时候只汇总工作,后来就多了一项内容——统计死亡人数。据他估计,泾县大约饿死 四、五万人。泾县是个丙级小县,当时人口二十几万。葛先生的回忆是否准确?想到去查阅新《泾县志》。然而,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该志却回避了“大饥荒”, 没能“秉笔直书”。可贵的是在“人口”栏目作了如实记载:1958年全县295508人,1959年全县258309人,1960年全县242726 人,1961年全县212783人。两比,三年间减少人口82725人。而1958年之前和1961年之后的人口数都是逐年递增的(即便推行“计划生育” 以后都是如此)。所减人口数是原人口数的百分之二十七。就是说,“三年大饥荒”中,泾县大约饿死四分之一人口,每四个人中就有一人饿死!
也有极少数地方好一些。譬如云岭公社,饿死人就少些。1959年过年, 那地方的农民每人还有“八个半斤”:半斤肉,半斤糖,半斤黄豆,半斤花生……对于许多地方饿饭的人来说简直不敢想象。这是家住云岭的学生带回学校的信息, 我们羡慕不已。原来,云岭公社书记吴书是个好人。他人性未泯,同情农民。比较求实,不主动浮夸,不积极追捧高指标。一句话:他还能拿老百姓当人。因此,他 也一直被认为“右”得很,“落后”得很。据后来有人说,如果再迟些日子“揭盖子”,就要划他的“右倾”——材料都准备好了。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我在云岭李 家岗下乡“蹲点”期间,不少农民还在念念不忘他的好处。我便写了篇散文《轻舟掌舵人》,发表在省内一家刊物上。当然,我没有写饿死人的事情——我怕倒霉, 不敢写。
而今网上有人发帖:“右粪们说‘大跃进’饿死几千万人,证据呢?‘万人坑’在哪里?死人照片呢?拿出来看看!”此人一定年岁不大。大概从“南京大屠杀”知道了“万人坑”,便以为死人多了都有“万人坑”。殊不知“大跃进”饿死人不是集体屠杀,不是地震, 不是瘟疫;而是一个个熬不过去慢慢死去的。路死路葬,沟死沟埋;或陈尸荒野,或草草成冢。哪能享受到“万人坑”?说到照片,那时候,人们的生活水平极低, 莫说农村了,就是城市里,也是极少人才买得起相机的。即便买得起,人们也不敢买。在那个黑暗年代,这些“高档”用品是很容易惹起祸端的。因为拥有一个半导 体收音机而被打成“反革命”的屡见不鲜——说你“偷听敌台”,便是“反革命”了。如果有人胆 敢拍摄饿死人的照片,不立马遭到逮捕那才怪哩。且在当时,以及以后很长一段日子,凡“大跃进”中饿死者的家属,无论在单位还是在社会上,都被视为“反动社 会基础”而遭到“内控”(俗称“危险分子”)。如此招数,常人是难以想像到的。“右粪”们说的都是真话。“左粪”们不信,如果不是因为足够的邪恶,便是因 为足够的无知。无知倒不可怕,只要认真地读一读杨继绳先生的《墓碑》,就会明白了。
将近半个世纪以后才知道:那时候,毛泽东急于取代已故的斯大林,升级为“世界革命领袖”。于 是发动“大跃进”,要十五年“超英赶美”,“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政治高压下,全国浮夸成风。所谓的“高产卫星”一个接一个地在报纸上出现。仅以水稻为 例:……湖北应城白湖乡长春社亩产43869斤(1958年8月30日人民日报),湖北麻城熊家沟乡建新公社亩产52599斤(同年9月1日人民日报), 广东连县星子乡田北社亩产60437斤(同年9月5日人民日报),四川郫县友爱乡第九农业社亩产82525斤(同年9月18日人民日报),广西环江红旗人 民公社亩产130434斤(同上)。这些子虚乌有的“高产量”,带来了残酷的“高征购”。谁不拥护,谁不追捧,谁就是“右倾”,谁就是反动;轻则遭批判斗 争,重则难免牢狱之灾。农村中以“反瞒产私分”为名,挖地三尺,搜刮粮食。官方强征暴敛,民间颗粒无存。不少基层干部更是泯灭良知,迎合上级,为虎作伥,横行乡里,涂炭了千万生灵。
与农民相比,我们吃的“小秋收”就是“上品”了。多为山芋藤(很粗的老藤)、槐树叶之类,碾成粉。或搅拌在稀饭里,一层屑末浮在上面;或做成小饼,比铜钞 大一点厚一点。经常吃这种东西,极易便秘。无论男女,蹲在厕所里解不出大便,而又肚子痛得哇哇叫,每天都有不少。于是校医室一位男医生和一位女护士,分别 守在厕所门口,有人叫唤了,他们进去,用镊子将粪便往外掏,鲜血直滴。
宣城一片丘陵地,多狼。这年冬天,狼群跑到县城十字街口来了。老师说,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狼们,也是饿急了。
1961年6月,我们回到泾县,在城关小学实习。文教局照顾我们,当月就发给实习工资,每人29元。这一年,安徽农村开始推行“责任田”,市面上情况有所好转。有时候也能买到东西充饥了。于是我们不遗余力地为填饱肚子而奋斗。
真正摆脱饥饿,对于我是1962年。这一年,我在文教局。潘村中学陈民权校长邀我去他们学校工作。说:学校有个放牛的农工,有一坵田,种下以后就没管了。 放牛的农工已经不在学校,回家搞“责任田”去了。你如果去,那坵田就归你。稻子已经成熟,只要收割就可以了。虽然缺失管理长得不好,一百多斤稻子还是稳收 的。这是个十分诱人的条件,我答应了。
收割那天,县城里来了三个朋友,帮我割稻,打谷,晾晒,风干。一过秤,整整一百五十斤。我把稻子交到食堂,折换成饭票。心里想,这一来真的能吃饱了。原 来,学校的前身是“农校”,有一些田地。农村推行“责任田”,他们也把田“承包”到教职员工头上。每人都种田,都收稻子。最多的收了二三千斤,一般也能收 到千斤左右。这就要看本事看能耐,看会不会种田了。我最少,半途而来不劳而获,十分知足。收割的日子,学校内外一片繁忙景象,一个个神采奕奕满脸红光,乐 得合不拢嘴。
都是从“三年大饥荒”爬过来的人,此时觉得无比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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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客
   10/07/14 09:06:37 AM
造成几千万人死亡的罪魁是毛泽东,为什么还总在歌颂他?